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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专家陈卫:两孩政策使我国多生17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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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表示,从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看,两孩政策不仅使二孩生育率上升,也使三孩及以上生育率明显提升。陈卫说,流动人口巨幅增长和快速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显著促进生育率下降。陈卫指出,亚洲国家深受儒家…

原标题:人口学专家陈卫:两孩政策使我国多生1700万人

人口学专家陈卫:两孩政策使我国多生1700万人

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发布。“三孩+配套”政策的出台,使我国生育政策进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人口学会近日在北京举办“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学术研讨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表示,2013年以来实行的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效果显著,使我国出生人数增加了1700万。城镇化和教育水平提升是年轻女性婚姻推迟的主要因素,而生育后的养育成本、照料负担以及对女性不友好的生育文化和职场环境都在促使女性选择推迟结婚生育和少生孩子。

如无两孩政策,中国将少生1700万人

“近20年来,我国一孩生育率几乎呈持续下降,而二孩生育率在实行单独两孩政策后大幅度上升。实行全面两孩政策后,二孩生育率更超过一孩生育率。”陈卫表示,不同孩次的生育率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初婚年龄推迟属于非政策性因素,是一孩生育率下降的主导因素;而政策性因素即生育政策调整,是二孩生育率上升的驱动因素。

人口学专家陈卫:两孩政策使我国多生1700万人

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两孩政策对中国人口增长到底起到了多大作用?陈卫表示,从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看,两孩政策不仅使二孩生育率上升,也使三孩及以上生育率明显提升。二孩生育率由2013年前后的低于0.5上升到2017年的0.8以上,增幅超过60%以上;多孩生育率由低于0.07上升到2019年的0.15,增幅超过100%。

人口学专家陈卫:两孩政策使我国多生1700万人 第2张

分孩次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如果没有实行两孩政策,2014年至2016年的总和生育率要比实行两孩后的实际水平低0.2左右,2017年要低0.4,2018年至2019年要低0.3。”陈卫指出,这进一步说明了两孩政策的显著作用。

人口学专家陈卫:两孩政策使我国多生1700万人 第3张

假设不实施两孩政策条件下的生育率变化趋势

“如果换算成出生人数,那么两孩政策使我国出生人数增加了1700万。”

城镇化和教育水平提升使女性婚育推迟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由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5岁,年轻女性婚姻推迟成为压低我国生育率水平的主导因素。

陈卫表示,近10年来女性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化率达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3.76亿的流动人口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长69.73%。陈卫说,流动人口巨幅增长和快速城镇化在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会显著促进生育率下降。

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增长同样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七普数据显示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六普时的8930人增至15467人。中国是高等教育程度人口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国家。“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也会明显下降。”陈卫说。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依然较低。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大大低于德国、法国、西班牙和瑞典等国的30岁至32岁,也明显低于邻近日本、韩国的29岁至30岁。这表明中国女性的初婚年龄还有很大上升空间。

人口学专家陈卫:两孩政策使我国多生1700万人 第4张

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的国际对比

经济压力、照料负担、性别不平等、职场环境……

陈卫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已婚已育一孩女性中,仅有接近30%的人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是什么因素限制了女性的生育意愿?调查表明,经济压力、照料负担、性别不平等的文化以及职场环境都在促使女性选择推迟结婚生育和少生孩子。

“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家庭对教育过度追求的现象,‘精养型’的养育方式使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陈卫说。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是让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陈卫说,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没有普惠性的0岁至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体系,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帮忙辅助照顾。“在我们调查的城市已育一孩女性中,超过70%让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到生育二孩时,父母可能会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无法继续提供照料帮助,公共托幼服务缺位和私人服务的高成本都压低了二孩生育意愿。”

低生育率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突出。陈卫指出,亚洲国家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女性在结婚后要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务劳动分工不平等使很多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双重期待,但职场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对女性存在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为了在职场获得跟男性同等的竞争力,女性不得不选择推迟生育、少生孩子。

如何预期本次“三孩+配套”政策的效果?陈卫表示,生育政策调整不断增加生育率上升的理论空间,也为适度低生育率水平的维持奠定政策基础。“‘三孩+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全方位缓解和削减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效果值得期待。如果三孩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一孩、二孩的生育率,那就是成功的。”

(图片由陈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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